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在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者缅怀纪念网站上，有许多闪亮的名字，他们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戎马战场，闯过枪林弹雨，最后凯旋归国。而他们过世后，又选择成为一名无语良师，把自己最后的“宝贵礼物”奉献祖国医学事业。
厉立诚（男，1933.11-2011.2）。他18岁参军，赴朝参战，屡立战功。战争胜利回国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桂林步兵学校并留校任教。1976年从广州军区转业到浙江省云和县工作，先后担任云和县粮食局副局长、工业局副局长、酒厂厂长、总工会党委书记。老人一生艰苦朴素，思想开明乐观。当他了解到人死后遗体可做医学研究之用时，就四处打探遗体捐赠的有关程序，他说：“我死后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以作医疗科学研究和医治他人疾病、挽救他人生命之用。”并于2010年10月22日签订了遗体捐献志愿书。
2011年2月14日，厉立诚老先生辞世。其家人遵照老人生前的遗愿安排老人后事，实现了老人遗体捐献的愿望。“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嘱咐我们说:‘我从18岁参军起，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中国共产党，现在眼看着自己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把遗体捐献给国家，也算是自己为党做最后一点贡献。’”厉立诚长子厉俊说。家里人一直都很支持老先生的决定，他们都为拥有这样一个榜样而感到自豪。
王恩松（男，1933.7-2013.4）。他幼年丧失双亲，二十岁入党，从军三十余年，参加过解放大西北系列战役，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挺过了坎坷的饥荒岁月。他生前常说，像他这样的孤儿，一辈子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自己不信鬼神之说，唯有坚定共产党员的信仰不动摇。2004年他登记成为遗体捐献者。2013年4月5日，王恩松老先生过世后捐献遗体到医学院，他妻子夏珍芬说：“他走了，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来想念他，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也登记了，成了遗体捐献志愿者，我要和他一样。”
张凤元（男，1924.5-2016.5）。1940年，当时只有17岁的他参了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一位老革命。之后，老爷子就带着老伴来到湖州，一直生活、工作到离世。他经常说，自己从小是国家的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一家的现在。所以除了要把子女教育成才、回报国家外，自己这一辈子也要奉献给国家。张凤元老先生和他的妻子闻历波女士早在1994年4月8日就已经登记成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子女一开始不理解，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尊重老人的意愿。在子女的眼里，父亲的思想觉悟很高，有时甚至就连现在的年轻人都无法想象。闻历波女士也曾是军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闻女士容易忘事儿，可她还是会提醒孙媳妇，遗体捐献志愿书一定要随身带着，万一出事了，赶紧联系浙医大。闻历波女士2019年1月15日过世后，追随丈夫的脚步，他们的名字一起刻在了浙江大学无语良师的纪念碑上。
靳根源（男，1925.1-2016.10）。外敌入侵中国，他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地下党员，为抗日做着最大的努力。后来，由于内部泄密，父亲被捕牺牲。他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毅然加入共产党，加入八路军队伍。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爆发。他此时已是一名空军宣传干事，他要求深入战场，捕捉感人素材。之后，他在枪林弹雨中发表了一篇篇鼓舞人心的文章，写下了一段段脍炙人口的快板书。平安归来后，在组织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李文英女士。那时，李文英是一名解放军女干部，她立即被靳根源热血爱国的英雄气概吸引。他们在相互了解中，感情逐渐升温，最后结婚并育有一子一女。
早在2013年，靳老就和他的妻子一起登记了遗体捐献，他说：“我们早就想捐献角膜和遗体了。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每年有很多失明的人需要角膜移植，而且医学院的学生学习需要人体标本，我们就想着，自己也老了，百年之后反正什么也没有了。如果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就好了。”2016年10月，靳根源老先生过世后，捐献了遗体和角膜。
吴福泉（男，1927.2-2017.4）。他出身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一生。1949年，他怀着拳拳报国心参军，并抗美援朝，战后幸运凯旋回国。因战场上美军细菌武器的影响，常年被肠炎困扰。归国后，他回到南京军区继续服役，继续保家卫国。退役后，他来到杭州工作，酷爱读书，手不释卷；他还对感兴趣的中医学科开展相关知识的学习。古稀之年，吴老先生产生了遗体捐献的想法，他夫人钱梅华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都想捐献遗体。
钱梅华女士是一名普通的仓库管理员，但她的无私与觉悟从不普通。退休后，她就将“为医疗事业做贡献”作为自己的目标，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曾是浙大附中学生的她，在参加浙大校庆活动时，第一次接触到遗体捐献，为此她决定身故后捐献遗体。钱梅华女士对浙大有着很深的感情，她希望用捐献自己遗体的方式，为浙大科学研究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她认为，捐献遗体不能带来名利，但它带来的却是比名利更为珍贵的爱与奉献。他们坚信尽管死亡是一个人自然生命的结束，但遗体捐献能让社会生命长存。
2016年和2017年钱梅华和吴福泉两位老人先后离世后，遗体都捐给了浙江大学医学院。
胡良彦（男，1928.5-2018.2）。他年少时就读于浙江大学机电专业，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加入了抗美援朝的大军。战胜归来后，他进入浙江省粮食干部学校工作。他生性温和，对人热情。他的亲人有过捐赠遗体的想法，这感染到了他，他认为自己死后没有必要占用土地，也不需要繁琐的仪式让亲人再伤心。他夫人在他的感染下，也和他一起登记遗体捐献。子女们也都表示支持。2018年2月，胡老先生过世后，子女遵其遗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浙江大学医学院。
俞海青（男，1934.4-2018.7）。他1951年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7年退伍后在家务农。2017年4月生病入院后，俞老先生签字决定去世后进行器官、遗体捐赠，继续为祖国做贡献。俞海青过世后捐献了遗体。
洪玉琪（男，1931.3-2019.6）。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援朝，开始全国范围内征兵。他便带头报名，没想到，他的主动鼓舞了周边不少年轻小伙子，一下子报名人数超过了30人。刚过完年，未满20岁的他就踏上了从军之路。中国人民志愿军20军604180团高射机关枪连2排4班，这组数字，洪玉琪记了一辈子，这是他的连，他的班。1952年10月1日国庆节，他和队友们平安从朝鲜归国。在接受一年多的军队训练后，1953年，他到解放军第三汽车学校学习开车。这次学习，让他一辈子和公路结下了缘分。
1956年，在老家待了一年多的洪玉琪，最终还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了新疆，在克拉玛依的全国石油运输公司第二分公司当起了石油运输工人，辗转于甘肃、青海。当过石油运输工，背井离乡打拼了一辈子，晚年回到了故乡富阳。洪玉琪老先生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老党员临终对家人嘱托一定要捐献遗体的报道，让他对遗体捐献的想法也深深扎了根，他说很多战友都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他活着回来比战友多活了这么多年，他要把遗体也捐献给国家。“如果死后还能发挥点余力，我这一辈子也就圆满了。”洪玉琪说。洪玉琪老人在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还交代孩子一定要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张天引（男，1927.10.3-2019.9）。他于1945年4月参加新四军，参加了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战斗。1950年10月，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年代，张天引多次负伤，但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1964年，他转业后，在湖州市物资局担任副局长职务，直到1985年离休。2000年以后，随着年龄增大，老人开始想身后之事。当他从媒体上接触到器官、遗体捐献相关信息后，觉得很有意义，如果自己的器官或遗体也能捐献，就更能体现为人民服务终生的信念。2006年3月9日，老人特地跑到杭州进行登记。“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自愿故去后将遗体捐出，用于科学研究，这是我作为老共产党员、幸存下来的抗战老战士最终的贡献。”当时，张天引老人在《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上这样写道。2019年9月13日，这位经历了战火纷飞、见证了新中国成长的老人过世了，实现了自己最后的遗愿，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