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0日，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10周年纪念日。百余年来，从晚清到民国，再到解放后的新中国，红十字会历经春秋激荡，饱含风雨沧桑，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不仅历史上曾为战地救护和社会救济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更突出地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秉承人道主义宗旨，为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在备灾救灾、救护培训、社会救助、人道传播、无偿献血、骨髓（遗体及器官）捐献、社区红十字服务、艾滋病防控与关怀感染者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红十字会功不可没。
值此中国红十字会110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本报带领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年建会时艰难曲折的“三部曲”。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诞生源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150余年前发生在意大利的索尔弗利诺之战。“红十字运动之父”瑞士人亨利•杜南途经并目睹了那场战争的惨烈——4万多死伤士兵被遗弃战地。杜南立即组织当地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救治。他由此萌发建立伤兵救护组织的构想，在他的奔走呼吁下，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成立。而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源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
日俄都是侵略掠夺中国的国家。俄国曾通过逼签《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俄国版图。日本则通过《马关条约》攫得两亿两的战争赔款和对台湾群岛等地的殖民统治。但欲壑难填的双方均想独占中国东北，进而扩张其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可悲的是，懦弱无能的清政府无力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竟将辽东划为交战区，宣布“局外中立”，只呼吁交战双方尊重清王朝在沈阳和盛京的陵寝。
战争意味着流血。战前，各国侨民陆续撤离东北，交战双方伤病兵员均由两国红十字会救护。惟有我东三省同胞在滚滚硝烟中流离迁徙，受尽磨难。面对难民潮的涌起，直隶总督及山东巡抚曾派出船队前往旅顺，拟救难民出险，不料“俄人称，各口已经封闭，不准别国船只驶进。”日俄之役，战地在中国领土，受祸为中国人民，清政府无能为力，民间善堂无济于事，看来只有具独立、中立品格的红十字才能解燃眉之急。这样，沉寂了4年之久的红十字呼之欲出（4年前的1900年，江浙著名绅商严信厚、陆树藩、庞元济、施则敬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救济善会”，组织人员打着红十字旗号前往北京救护八国联军）。而打破沉寂的便是在中国红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关键人物、时任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
沈敦和，字仲礼，1866年生于浙江宁波。早年留学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回国后历任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上海自强军营机处总办、山西冀宁道洋务局、张家口洋务局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他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不独为军界之干材，也是外交界、慈善界、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日俄战事发生后，沈敦和激于义愤，与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奔走联络，要援引“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沈的号呼，得到上海绅商的积极响应。
1904年3月3日，沈敦和、施则敬等20余人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堂，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商议开办之法”。会上，沈敦和首先介绍了万国（即国际）红十字会的缘起、章程等基本情况，接着与会同仁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立会宗旨、救济方式、资金筹措等达成共识：关于立会宗旨，“本会援泰西红十字会例，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开办方式，由发起人垫银10万两，以应急需，同时延请中外大慈善家“就近开办”，在上海设立“总局”，以便筹款募捐，另设分局于北京、天津，收留被救难民，各省如有助款入会者，不拘多寡，请寄上海总局，刊发征信录，并随时登报；救济宗旨及办法，“本会救济宗旨，无论南北方人，务先举令速离危地，以避大难”，而后“赈抚兼施，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参加救护的人员，“左袂缀有红十字旗式，以便行军一望而知，其制均归一律”；组织架构，采用董事制，“公举才望夙著，熟悉中外以及北方情形大员为董事，总理局务”，“另举西董事，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以免外人拦阻”。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成立，表明国人红十字意识的增强，这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的基本规则，但“善会”二字，却给红十字蒙上一层浓重的传统善堂的阴影，不伦不类，实际上，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也很难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享有红会本应享有的权利。虽然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因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只存在了一个星期，却成为通向中国红十字会的“桥梁”。有史书甚至说它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它短暂存在的价值非同寻常。（池子华 郝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