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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三部曲”之三:朝廷任命会长——中国红十字会新起点


发布时间:2014-05-20   发布者:省红十字会

    1907年日俄战争救护及战后赈济等宣告结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使命完成,理应解散。“永有红十字会主权”的中国何去何从,自然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年7月21日(光绪33年6月12日),吕海寰、盛宣怀联衔上奏朝廷,缕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办理情形及善后持久事宜。这份奏折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红十字会开始“脱胎换骨”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奏折中说:“各国红十字会各有佩章,重以国家之命,由会制备。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西董亦愿得中国红十字会佩章以永纪念等语。”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今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的表述,“今”即意味着奏折上达朝廷之时中国红十字会已正式“成立”,至于“成立”的具体时间,我们不得而知,在没有相关资料发现以前,我们有理由把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上奏之日视为中国红十字会“自立”走上自我发展之路的起点。这份奏折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新的里程碑。

    但是,这一变化也呼唤“会长”须应运而生。那谁有资格担当此任呢?根据当时的情况,首任会长的候选人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官方背景的朝廷重臣。虽然红十字会组织是非政府组织,但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很难形成全国统一性,毕竟中国红十字会是全国性的组织,不是地方性的慈善团体,会长一职非一般人所能胜任。二是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运筹,具有创办人的资历。

    沈敦和、施则敬等人,都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始者、“办事董事”,也都有一官半职,但不是官方大员,权威性、影响力有限,难掌全局。

    看来,会长的合适人选也只有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人了,他们既是朝廷重臣,同时“由中国联合英、法、德、美五中立国,创设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公同推举臣海寰、臣宣怀及臣重熹为领袖”,当然是绝佳候选人。

    吕海寰因在沪办理商约的关系,与红十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维持以及救助行动的顺利实施,都倾注了他大量心血。他是一面旗帜,应该说是会长的最佳人选。

    盛宣怀1902年出任会办商约大臣、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协助吕海寰与各国谈判,由此与红十字会结缘。他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首任会长的合适人选。

    吴重熹在上海会办商约大臣期间与吕海寰、盛宣怀秉承朝廷旨意,鼎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开办与运作,也是万国红会的领袖人物之一,当然也是首任会长的合适人选。

    显然,吕、盛、吴三大臣都具备荣膺首任会长的资格。那么首任会长究竟是谁呢?不是吕海寰,也不是吴重熹,而是时运正盛的盛宣怀。这在《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中有明确的记载:“一千九百零四年创立之万国红十字会解散后,中国会员遂于上海开会,议决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以为久远之计。适商约大臣盛宣怀驻沪,遂公推为会长。一千九百零七年盛大臣(盛宣怀)将组织会务情形奏达朝廷,当奉谕旨,准照办理,并派盛大臣为会长。其时本会并未请领敕旨书,亦未订立规章,故其范围未见推广。”这份资料是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向在美国举行的国际红十字会第九次大会提交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央部赴会报告》,抄件则存《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中了。这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会长”的文献。就是说,1907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中国会员开会“另行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时,恰在上海的盛宣怀(当时吕海寰已回北京供职)被“公推”为首任会长。

    鉴于“自立”后近三年的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不尽如人意,故1910年1月吕海寰、吴重熹联衔会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旨立案折》特别强调:“惟会务头绪繁多,关系中外交涉,可否简派大臣作为会长,以昭郑重,如蒙俞允,即由会长督率该董等妥为筹办,并将办事情形随时报部查核以期核实”,提出了“官派”会长的正式请求。朝廷准奏。1910年2月27日降旨“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因此又成为政府正式任命的首任会长。(池子华 郝如一)